孳生的交错画：汉字字形训诂的修辞功能
From ChineseWritersAssoc
金颂平/文
在文字作品中一些汉字不是从纯粹的语言学角度来解释或理解的，因为一个汉字的词源与有关社会和文化的广泛联想经常被拽来作为修辞的手段来装饰语句。中国文学里的“小学”传统，即训诂举偶和对词源的灵活解释与引用，其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修辞形式。修辞这个词原指装饰性的、或者说服性的话语，英文中修辞（rhetoric）一词源自古希腊语“rheo”，就是“说”的意思。加拿大文学理论批评家N • 弗莱尔在他的影响遐迩的《批评理论解剖》中说：“实际上，装饰性的修辞与文学本身不可分割，它曾被我们称为独立存在的假设性的语言结构。说服性的修辞是应用文学，或者说是利用文学艺术来加强辩论的力量。”他还说以装饰为特征的修辞是诗的语言，也就是“诗的语言组织”。
王力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小学类”所收书目，认定“小学”的初始涵义不外乎“童蒙识字课本”。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却有一个注解：“周礼八岁入小学”。然而，对于研究汉字训诂来说，“小学”的初义远远不如后来演化出来的作为一个文学传统的重要。作为阐经释典、训诂字形声韵的独特学科，小学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然而没有争议的是，小学训诂是在西汉奠定，而以许慎的《说文》为不倒的里程碑。我认为小学传统的实质性的形成标志是原来存在的小学和六书两个观念系统叠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阐释经义的学科。“小学”与“六书”实际上是一个铜钱的乾坤两面。尽管《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六书” 缺乏具体说明，但古今学者大多认为六书指的就是文字训诂原则。
在西方，除了汉学家语言学家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学习有关六书的知识以外，不少与中国文化无缘的哲学家也曾经涉猎中国汉字，他们不是为了学习或了解这个语言，而是大而化之地想从汉字的构成出发，寻找他山之石，勘探新的哲学智慧之源。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和黑格尔（Hegel,1770--1831）都曾或多或少地论及中国汉字的构成规律与哲理。例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除了口语以外，另有一个文字语言：跟我们的语言不同，他们的文字不包含个别发音，即不能将说话中的词语陈列在我们眼前，而是通过符号把他们的思想表达出来。
显然，黑格尔认为汉字是表意的符号系统，不像西方的语言以标音的字母拼写出来。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汉字中同音多字所引起的混乱。他以bo这个发音为例，他说光这个音下面就有十一个不同的汉字。 实际上他所说的这类同音字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与标音符号绝缘，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六书中的一类，即形声字，而且在汉字的构成中占有优势。
一般来说，形声字里常常包含半边表达类属的意义偏旁，诸如江、河归水他、仙从人。字的另一半表达声音，借自更简单的字形。根据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迪南 • 索绪尔（1857--1913）的理论，在语言里一个符号并不代表一个事物，而是一个声音意象（Sound Image）和观念联系着的复合整体。 但是我们可以说拼音文字和汉字不同，汉字是线条字形加观念。尽管汉字里常常包含着代表声音的符号，但是它不象拼音字母那样直接表达一个音素，而是靠外在的注释表明。但是同一个声音的字很多，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为汉字选形声部分时取舍并不完全属于偶然，而是通过斟酌衡量意义与发音，择优录取。音义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随意的，不是信手拈来的，至少在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可以说是这样的。这种条件必然给字的释义留下迂回空间，因此后来作为修辞手段的同音通假在这类字中便有机会大显身手。
中国汉字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将大部分汉字训为既是会意又是形声，很可能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成书于汉的《说文》本身就是为汉字训读作为修辞手段的经典。继此之后，以《说文》为圣经的小学传统朝着声训、义训各方面全面推进。作为修辞的技巧，汉字的象形作用和会意功能便被极大值地发扬光大，压倒《说文》中占多数的形声字的优势。
在第十一世纪，王安石（1021--1086）抛出二十四卷《字说》，所有的汉字都用象形、会意来解释，从某种意义来说，汉字里形声的合法性被彻底取消了。可惜《字说》已亡佚，我们见到的只是个别史籍留下的些许鳞片。按照王安石的解释，诗字等于“寺庙加语言”，而波字却是“水之皮”。因此便有他的劲敌苏东坡（1037--1101）先生嘲讽说滑字是不是“水之骨”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汉字的训诂之道以会意为主，蔚然已成大势。王氏《字说》当时就成了经典，成了科举必读。我认为《字说》并不会是仅仅作为一本现代意义上的词典而倍受重视，它很可能提供了一种强劲的说服性的修辞力量，因此成为穷经皓首的考生为准备考场论作的案前读物。
然而，从八十世纪开始，风势遽转，对汉字声韵的研究越演越烈。声韵一举压倒了象形。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象形为主的会意受到贬抑，但是以同音相借（同音通假）为原则的新会意形式却取替了王氏《字说》奠定的历史性的“阐经释典”地位。更有音韵学家仿佛为了报复王氏《字说》的独裁，一举创造了无一字不来自于形声的学说。举一个例子说明，雨字与羽字发音相同，因此“雨者，羽也”，经此一训，雨便象羽毛一样纷纷扬扬起来。其实古字的雨完完全全是一幅下雨的写意画，而雨字下面写一个羽字本来另为一个字，意指雨声（见《说文》）。华氏《文字系》里，这个字被富有诗意地解释为下雨声如翅膀扑簌的声音。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以声训为本，对汉字的解释仍然是为了辩论游说，依然脱离不了一种修辞学的形式。
正因为汉字训诂属于一种修辞，所以当甲骨文研究始肇于己于1899年（“龟版已亥岁出土” ）以后，说文的训诂传统依然如故，并继续发展。语言学、考古学的古文字研究和说文传统的汉字训诂成为齐驱并行的不同学科，一直发展到今天。词义训诂是与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紧密联系的。换句话说，是在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对字的修辞实用性的研究。例如，汉儒董仲舒（约公元前179--104）对王字作的解释完全是基于儒家思想的产物，王字三横代表着天地人，而使三者相连的就是王。说文取了这个解释并引孔子的话为证：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声训也可达到相似的目的，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灭国篇》中说：“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汉书•刑法志》谓“从之成群，斯为君矣”，《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君字与群字，王字与往字发音相近，因此都被借用来诠释一种思想理论。 本来一个字形或一个音符代表一个概念是比较简单的指涉，但是经过修辞的粉饰，字的内涵外延便一味地多姿多彩起来。
正像英国浪漫派文学评论家德昆西所说的，修辞的一种手法就是运用比平常优雅的装饰来打扮主体，他管这修辞叫“有意识的装饰”。 他说修辞的理论“在两个不同的概念里摇摆不定：按照一种概念，它是浮华的装饰艺术；按照另一种，却是诡辨的艺术。”他进而界定第一种概念为“致力于形象艺术的一般目标，也就是说，智性的欣悦。” 除了修辞与美术的关系之外，德昆西还分析了修辞与表述思想的作用。他曾在评论一个玄学派诗人的时候提到“修辞的本义所强调的是对思想的方式管理，其次才是装饰风格。” 其实对思想的管理就是他原先所述的诡辨艺术。而这两种艺术在中国的汉字训诂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的仓颉根据鸟的足迹始创汉字当然只是美丽的传说，就象斯巴达的宪法传说是理克尔思（Lycurgus）所起草的一样，谁也不能确定是否真有其人。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六书并不可能是仓颉预先创立的造字原则，而是许慎根据已经存在的汉字归纳出的文字分类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书是后人用以构拟或再创造词义的工具。用六书来分析词义、字形以及“声音意象”，也就是在字的框架中挖掘比喻的化石，象征的藤葛以及联想交错的痕迹。因此这类再创作活动本身不能说不是一种虚拟假设的过程。
清人声训偏重同音通假给这种修辞性的词义构拟以唾手可得的方便。王力在《中国语言史》中为“声训”下的定义是“采取同音的字或双声叠韵的字作为解释”。 他举了从《论语》来的一个例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举《孟子》里的解释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即以本字或叠韵为训的例句：“彻者，彻也；助者，籍也。”他指出这一类后来称为声训的解释跟字形的解释一样，“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我认为这个观点能支持我所讨论的为论辨而训诂的修辞功能。而修辞性的解释自然不在乎舍近求远，因为修辞本身是为了装饰。比如，汉字的日字，是太阳的象形（卫恒曰：“日满月亏，效其形也。”），甲骨文里就有以一个圈代表日的例子。然而《说文》中却有日字词条如下，曰：“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再如，与日有关的象形会意字“东”，《说文》解释说：“东，动也，从木。……从日在木中。”显然，说文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并不完全以字形的本源为重，而是把铺叙哲学思想放在首位。因此《说文》所代表的小学传统经常是修辞学的，与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学研究有相同重合之处，但更多的是不相同的地方。甲骨文里的日字绝对不会召唤“实”这样一种解释，因为没有人会假设这样一个圈最初会有什么声音的价值在里头。东字对甲骨文学者来说象一个绑在树上的袋子，而至于这个表意图形代表什么？沉重还是束缚？却得从字形内部分析里找出，而不是靠与其他字通假，陈仓暗渡，从而为某一形而上的观点服务。
《说文》的六书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给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线索与破译密码的工具，但是它的修辞性字义阐释的范畴跟甲骨文研究不属于同一语境（言谈领域），甲骨文是属于科学的领域。虽然甲骨文的字形与演变的研究成果能用来检验《说文》对一些字的本源及形成的解释是否持之有据，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的文字研究只能从语言学的角度为《说文》等小学传统的文典纠偏正谬，但是根本不能对修辞学方面的内容进行整肃。否则，小学传统的修辞应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威胁。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中认为根据甲骨文研究的资料，《说文》一书至少有十分之二三应该加以订正。如果小学传统的文献被当成单纯的语言文字研究来看待，十分之二三已经是看著“先师”的面子手下留情的保守估计了。新的研究成果会源源不断地、与日俱赠地出现，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与途径为《说文》的修辞性的释义匡误，只能算是“以有涯而殉无涯”而已。
综上所述，《说文》为代表的小学训诂涉及修辞的功能和诗化的语言，而这种涉区不位于现代科学的语言学范畴。这是中国文化对哲学思想与修辞学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门古老的“模糊”学科。英国语言学家G•N•理齐在《英国语言学导读》中将语言分成“诗语”与“普通语”两类。其中诗人享受一种特殊的自由，他们忽视自己所属的社会或历史背景，涉猎所有的交流资料。也就是说，除了各式各样的事物以外，诗人还借用古代语言，或者别的非文学的语言。 这里所谓的诗人的自由，其实就是为了修辞的目的阐述词意的现象。弗莱尔将这种现象称为“诗意朦胧”，诗人不屑于为词语下定义，而是通过将词语置于各式各样的上下文中，以此建立威力。他称这种手法为“诗式词源学（poetic etymology）”。弗莱尔认为历史上诗式词源学总是以真正的词源学的面目出现，而西方的学生学的一直是通词联想（verbal association，相当于中国的同音通假，或小学的声训）。他指出“诗式词源学”在历史和心理学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甚至在现代的、科学的词源学兴起以后，诗式词源学所重的通词联想被认为是信口胡诌，然而，诗式词源学却劫后逃生，仍然在批评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解释说当甲和乙（两个词）陈列在一起组成一个比喻，即使“甲着，乙也”这个联系式被证明是错的而被取消，甲乙两者之间的隐喻关系仍然可能是举足轻重的。古希腊从天上偷神火的英雄普鲁弥修斯（Promethus）之名跟预谋(forethought)一词是否在词源上有联系，或者荷马史诗里的流浪英雄奥德塞(Odysseus)是否跟愤怒或天谴(wrath)一词本义有所关联？既然诗人已经发现、肯定并接受了这个联想，那么，它现在就不能不成为批评家直面而视之的材料。词源的非真实联想作为一个原则，从历史或心理的角度上来看都是无可非议的。
美国留日教授弗诺罗莎（1853-1908）曾留下了一堆关于汉字的手稿，经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1885-1972）的斧凿增删，于己于人1919年编成薄不盈掌的一卷，书名为：《汉字为诗之媒介》， 大致上也就是“文字载诗”的意思。这本书完全从字形的角度来解释词义，特别强调象形与会意。由于弗诺罗莎只讨论字形本源，并有意识地忽视对音韵的研究，再加上庞德不识汉字，光凭慧解为本，其中释例部分谬误频出，却不知出自谁手。（是否会使我们想起翻译家林琴南？）正因为违失之多，西方汉学家大多对这本书嗤之以鼻，或避之犹不及，以示其正统汉学及音韵学的坚实功底。但是，有意思的是，弗诺罗莎的关于汉字本源的理论基本上是取之于以《说文》为圭臬的小学传统，他介绍了汉字象形与会意的构成方式以及汉字作为诗的语言摹仿自然时序，这给庞德以及当时一些非汉学家诗人与文学评论家带来深远影响。
一些迹象表明甚至连美国传媒理论专家麦克罗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及文学哲学家弗莱尔与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理达也从中受到了一些诗学或美学方面的启发。麦克罗汉曾经一度追随过庞德，所有他当然可能读过弗诺罗莎的书，他也认为汉字是“能源的旋涡”是传播的独特媒介。德理达在他的主要著作《书写学》（又译《论语法学》）里特别肯定弗氏关于汉字的理论，以及庞德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1842-1898）用汉字字形结构突破了固若金汤的西方诗的传统，他认为这是一种简约到极至的图解式的诗论，而庞德在诗中直接移植汉字所产生的魅力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德理达对庞德的借赁汉字的赞赏显然是出自于诗学和修辞的考虑，因为他本人对汉字的知识更在弗、庞之下，跟他就字论字，免不了会有“夏虫不可语冰”之慨。然而，他对汉字在诗中所起的“不可确定性”以及“设计里的动力”却是极有见地和影响的论说。德理达在他的《传播》中就提到庞德在诗中的汉字移植“旨在让设计里的动力在不熟悉汉字功能的人们眼前自动演示”。 这种动力看起来相当于可训可诂的字形的多义和歧义。读者从自己出发在上下文中发现字的涵义。上下文这种概念也就是中国文字训诂里所谓的“义势”。
尽管弗氏在汉字释例上出了一些笑话，但是他对汉字字形的总体解释与对比喻的分析却颇有独到之处。跟大多数训诂传统的论文一样，弗氏论文是经不起现代语言学与古文字学的检验的，但是，他的研究实际上关于诗学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汉字的训诂原则启发了他的对诗的语言的哲学性的思考。看起来，他与科班出身的西洋汉学家不同，他举偶讨论汉字的鹄的是为了在汉字的字形中发掘诗情与隐喻。这正是弗氏论文的最初愿望和最终价值。受汉字六书中会意功能的启发，弗氏将修辞中的隐喻界定为用物化的意象暗示非物质的联系。他显然认为从实转为虚的过程实际上是精神的活动。弗氏认为所有种族的先民都曾经这样追随过这个过程，但是现在却不幸淡忘了。然而，汉字仍在展示这个过程，演示了字形中所包含的隐喻的威力。他这个观点针对的只是汉字形成的最初阶段，也就是他所称的汉字的“胚胎阶段”，不包括语音的演化。
小学传统以字形训义强调了最初字形是根据具体物象构拟的。正如曾与北大同事合作译过《孟子》的I•A•理查兹（1893-1979）所说的：“我们发现任何一个词或者描写，无论是为了什么知识性的操作，只要其历史还能追踪，都曾经是通过隐喻描写一个实际发生的事物，无一例外。”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汉字，不难发现汉字的表意方式也是通过隐喻来完成的。汉字跟隐喻一样模仿自然，而象形汉字跟指涉的事物之间是一种隐喻的关系。所谓象形，表面上好像只是对所指事物的直接描摹，实际上，字形无论如何复杂，它与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完全相同。现代语言学家W•M•尔本把语言的初期发展叫作“模拟或摹仿阶段”（mimic or imitating stage），是比喻表意的开始。他说一个词和事物绝对不会相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象征性的。
根据《说文》传统，文字包括两种字形：文，交错画也，可见是指象形字；字，也，象屋里的孩子，代代繁殖。这显然是会意字，甲加乙等于丙，丙是由此孽生的新的复合字形。会意字包含不同的“文”的平行陈列，而真正的词义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里。借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种会意过程是“将事物直接地展现在眼前”。我们看到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的最重要之处在于能表达事物在行动之中的状况。一个好的隐喻表示出急速的运动，使无生命力的东西变活，并将事物的动态表达出来。 由于会意字形里面包罗独立的部首个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字义是经过陈列与转化的过程而产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类字形看成是展现动态的隐喻。如I•A•理查兹所说的，由于互相依赖的单字之间经常是合作产生多种意义，作为一个整体，表达的意义并不稳定，而是“意义之间的运动”。
在这种隐喻里，部首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而字内呈现的关系是结构性的。弗莱尔对隐喻的定义是：“一个单位包含着两个象征之间的关系”。他说：在隐喻中两个事物相似但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形式。因此，当我们说这英雄是一只狮子时，我们是把英雄比拟为狮子，而于此同时英雄和狮子各自认定自身。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就是凭借着比拟的过程而达到统一，而作品的多样化、明晰度以及凝聚力靠的却是认定自身。
以小学训诂的方式看会意字，一个字就象一个隐喻，其中的象征物既甲乙相媲又保持自身独立。弗莱尔还指出两个象征物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仅仅是简单的并列。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字面隐喻”。这种隐喻强调的是直接的平行陈列，词语的结构形式。而其中的比喻关系却留给读者自己悟解。
我们还可以从早于弗莱尔的语言学家的理论中再找一个佐证。以受过亚洲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影响的德国语言学家弗•麦•穆勒为例，穆氏阐释的隐喻分成两类：即所谓的“部首隐喻”（radical metaphor）和“诗情隐喻”（poetical metaphor）。他所说的部首隐喻就是同一个词根分别嵌在一系列的词中。假设在某一种文字里，一个词根意指“闪耀”，那么这个词根包含在火字、日字、春字、晨字、智字、或者“喧乐的赞曲”一词之中，那么“闪耀”这个词就是其他词所含的部首隐喻。穆氏释例当然属于西洋蟹行文字，但是汉字中，以“金木水火土，人手足，口耳目”之类作为部首这种现象却早已司空见惯了。“古代语言满溢着这样的隐喻，”穆勒说：“在词源学家的显微镜之下，每个词都几乎可以展示其最初的隐喻概念。”
穆勒还认为一个词根所代表的意象能在新的形式中构成新的词意。他将这个过程称为“抽象模式”。原词根的涵义经过修饰转化导向新的解释。新的词义的构成在于词根的威力和伸缩性以及隐喻的无止境的来回摇摆。 穆勒讲的虽然不是汉字而是普通语言学和词源概念，但是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有关词根和隐喻的论述跟汉字训诂里象形和会意的原则不拍而合。与后来者弗莱尔相比，穆勒的隐喻不仅是甲、乙两个客体的并列，而且还包括两者关系的进一步转化。这种结构几乎与汉字会意的模式契合无间。
从上面的联想与分析中推断，本字本源的训诂其目的不外乎发掘隐喻，以使比喻的过程明朗化，从无意识提升至有意识的层面。理查兹说过我们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找到所有隐喻的共同立足之地（亦即共同特征）。尽管谁也不能确切地说明某个隐喻是如何运作的，变化的根据又是什么，但是这个隐喻照样能运作得令人惊羡。 按照穆勒的说法，即使是词源学，也不过是为了刨根发掘的愿望而已。他说：“瞧，因为人心渴望着词源，即一种发现的愿望，并且不择手段。” 汉字字形的训诂就是这样一种发现欲，其过程是修辞性的，诗化的，哲理的。
字形训诂是中国文学的特有传统，像美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所说，传统不就是我们上一辈直接传下来的东西，“传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它不能被继承，如果你想要，就得竭尽全力去索取。” 小学训诂传统就是这样一种得下功夫发掘的传统。作为一个永远进化的学科形式，汉字字形的训诂将仍然会跟后来者诸如甲骨学、古文字学、现代语言学等并驾齐驱，并且会以其特有的潇洒开放、灵活和自由（或再加上一点“不择手段”）的艺术特性继续向前发展。
